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块十分重要的地方，用来种植玫瑰。只因为，玫瑰的笑脸，是人间的第二颗太阳。可是，聂耳在世的时间，充其量也就是23度春秋，因此，聂耳种下的，更多的其实还是大面积的遗憾。
　　毕竟，聂耳的短暂的生涯里，还是有玫瑰的芬芳的。
　　聂耳的初恋，发生在1929年，也就是聂耳17岁的时候。他的初恋女友叫袁春晖，比聂耳小两岁。当时，袁春辉给聂耳写了封信，并附了一张袁春辉和她的两个女同学的合影。因为聂耳当时的处境很不好，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怕因此而连累袁春辉，聂耳便在他的日记里凡是提到袁春辉的地方一律以“三人”代称—— “春”的上半部分，拆开来看还不就是“三人”么——而平时，聂耳则一律以“春妹”称之。
　　可是，翌年，聂耳就毕业了，并不得不去了上海。去了上海之后，聂耳和袁春辉的书信来往并未间断。聂耳曾动员他的春妹去上海，但不知什么原因，最终没有成功。后来，聂耳到了日本之后，还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要挣钱让春妹来日本留学，我要用反抗的歌曲喊出奴隶的心声，用反抗的乐曲夺得自己的天堂。”现在想想，如果聂耳的春妹早些去了日本，有春妹在聂耳身边做护符，也许，聂耳就不会有那样的让人惋惜的结局了。
　　后来，人们在整理聂耳的遗物时，还在聂耳的箱子里发现了许多早已干枯的白兰。白兰的芬芳，早已浸入聂耳的骨髓，被聂耳带到遥远的远方去了。
二
　　传闻聂耳到了上海之后曾爱过明月歌剧社的白虹，自然，这也是不假的。聂耳到了上海之后，举目茫茫，能安抚他的那颗漂泊的心的，只有音乐和爱。袁春辉迟迟不能决定去上海，就在这个时候，聂耳的心便出神了。
　　1931年12月24日，聂耳在他的日记中就曾这么大胆地表露过：“这几晚做梦都梦见小白……她可以使我快乐、懊恼、疯狂……”小白，便是指白虹。白虹当时年仅十四岁，是明月歌剧社的四大台柱之一，美丽，俏皮，可爱，如一阵罕见的清风，时常地在聂耳的心中拂来拂去……1932年7月24日，白虹给聂耳的信是这么写的：“聂耳：我们不说话以后，我一想起我从前对你那样，真是不对！……你现在是想我还是恨着我呢？我现在整天地想你呀！……望你来信。”聂耳把白虹的这封信的内容抄在了他当天的日记里，并且这样写道：“不必大惊小怪，相信她完全是一种孩子的感情冲动……应当以正确的眼光去理解，不要一时糊涂。”就可见，最初是白虹向聂耳示爱的。可是，白虹毕竟是个孩子，性情是多变的，这也便注定了他们之间的情缘时断时续，阴晴圆缺。
　　人生如戏，但毕竟不是戏。那短暂的“入戏”，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插曲。
三
　　聂耳在上海期间，曾一度为生活所迫，在五花歌舞班做小提琴练习生。在一次演出中，聂耳与郑雷电邂逅。在郑雷电的关爱和鼓励下，聂耳便怀着信心去国立音专应试，终因家境贫寒，不为校方所容，最终聂耳愤然离去。后来，聂耳又在郑雷电的帮助下，参加了上海工会主办的救灾募捐义演。不久，郑雷电便被派去江西苏区学习。郑雷电临行前，与聂耳相约在龙华塔上作别。他们的这段短暂的恋情，也便就此“隔开”了。
　　海燕电影制片厂在1959年摄制的电影《聂耳》中，也重点渲染了聂耳和郑雷电的这段恋情。
四
　　至于那个传说中的王人美和聂耳之间的关系，肯定是用了“夸张”手法了。你夸张一笔，他夸张一笔，结果，就大大地夸张了。
　　实际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
　　聂耳所在的明月歌剧社，是中国最早的职业歌舞社团，上海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些演艺界名流，比如金焰、周璇、王人美、蔡楚生、孙瑜、卜万苍、郑千里、黎莉莉、白丽珠、赵丹、阮玲玉、薛玲仙等，全在其中。明月歌剧社的社长，便是中国现代通俗音乐的先驱黎锦晖。在这样一个曾被田汉称之为“脂香粉腻”的地方，脂粉话儿自然也便在所难免了。
　　何况，王人美是明月歌剧社的台柱子，格外惹人眼目。再加上，本来就喜欢摄影的聂耳当时刚刚买了一架旧相机，这架旧相机便及时地记录了当时的大量瞬间。其中，就有许多瞬间是和王人美一起留下的。望着聂耳和王人美的合影，许多人便陷入了猜测，就连聂耳最好的朋友张庾侯也禁不住写信这样问他：“你真的和王人美有了超乎友谊的好感吗？你可以秘密地告诉我一点吗？”1933年4月5日，聂耳在给张庾侯的回信中是这样说的：“她待我如她的小弟弟一样，而我也仅仅觉得她像我的姐姐，我在明月歌剧社的时候，我和她毫无拘束地谈、笑、打架、吵嘴、翻脸、讲和，一块儿看电影，一块儿吃饭，这便是我们的最高友谊。”
　　一切，就都已经很明白了。飞长流短，是某些人的“本事”，日渐成熟的聂耳一向都是淡然处之的。无事泰然，遇事斩然，事事超然……这时候的聂耳，很显然已经懂了。这也便使他节省了更多的热血，从而用在了音乐的创作上。想想看吧，如果他不懂，多数时间都用在“脂香粉腻”上，他就绝对不可能在最后两年的时光里创作出那么多的好歌及电影插曲。
五
　　“1934年，是我的音乐年。”这是聂耳自己的话。
　　这一年，聂耳把自己的音乐的声音，拧到了最大。先是加盟了由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初进东方百代唱片公司时，聂耳只是音乐家任光的录音助手，但他不久后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主任，因为公司的老总已经注意到了比其他人更为独特的他，并用赏识的勺子一下就把他给舀了出来。因此，才有了公司老总送给聂耳的这番话：“你已经是只猛虎了，再猛些，把力量全都使出来，你就一定能获得巨大成功！”秦末汉初的五大隐士之一黄石公在他的《黄石公三略》里曾经这样说过：“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士。”在这样一个时候，聂耳就越来越发觉，死在音乐这棵光辉的树上，是非常值得的。
　　就等于是，干柴上又加了许多汽油。本是燃烧型的聂耳，呼噔一下，豪情就又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了——抄谱，作曲，监制，演出，召开研讨会……一刻都不停歇。聂耳有写日记的习惯，可是，这段时间，他的日记却很少。就可见，他是多么地忙碌了。
　　后来，夏衍曾回忆当年的情景，并长叹一声：聂耳，简直是个拼命三郎。像聂耳这样抢着干事的人，如今是少有了。
　　在名流如林的上海滩文艺圈里，聂耳曾一度很不自信，但1934年这一年，聂耳的自信彻底地苏醒了。从此，他又成了一个不奢望也不绝望只是怀着热望的人。
　　颠沛，不足以概括聂耳的一生，因为聂耳的梦想是无比稳定的；短暂，也不足以概括聂耳的一生，因为聂耳的音乐是永恒的。唯有怒放和燃烧，才可以最充分地概括聂耳的丰赡的一生。